第一节：杨广三征高句丽：百万民力堆不起的“帝王面子”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的正月，涿郡（今北京），冷得能冻掉人的下巴。
但比天气更冷的，是人心。
放眼望去，从涿郡一首到辽水（今辽河），密密麻麻，全是人。
不是逛街赶集的人，是兵，是将，是民夫。
史书上给了一个很震撼的数字——一百一十三万。
这还不是全部，负责后勤转运的民夫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也就是说，为了杨广同志这次“御驾亲征”，大隋朝几乎把北中国能抽调的壮劳力都抽调来了。
这支庞大的队伍，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百万大军”。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东北方那个叫高句丽的国度。
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望着下面盔明甲亮、旌旗招展的无边军阵，隋炀帝杨广的心情，想必是极好的。
这位仁兄，可不是一般的皇帝。
他爹杨坚，从北周孤儿寡母手里抢了江山，开创了“开皇之治”，是个低调务实、会过日子的好皇帝。
但杨广不同，他天生就是个大场面爱好者，顶级策划大师，喜欢干那种能让天地变色、让史官笔墨不够用的大事。
修东都洛阳？
干！
迁都！
挖大运河？
干！
贯通南北！
北巡突厥？
干！
扬威塞外！
这些超级工程和面子工程，己经让帝国的国库和民力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呻吟声。
但杨广觉得还不够，他还有一个心结，一个必须由他亲自解开的心结——高句丽。
这个盘踞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权，在杨广看来，就是个不服王化的刺头。
我大隋是天朝上国，你们居然敢不乖乖听话？
更重要的是，当年隋文帝杨坚打高句丽就吃过亏，这口气，当儿子的得替老子出，顺便也让自己“天可汗”的威望再上一层楼。
所以，打高句丽，于公于私，都非打不可。
而且，必须打得漂亮，打得霸气侧漏。
但问题在于，打仗，尤其是打一场跨越千里的国战，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搞开幕式走方阵。
它需要的是精密的策划、高效的执行和随机应变的指挥。
而杨广同志，恰恰把这场战争，当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军事主题巡游”。
他搞了一套极其复杂的指挥系统。
前线怎么打，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撤退，甚至具体到一支小队往哪个山头冲，都得先派人快马加鞭跑到几百里外的御帐请示他。
美其名曰：“一切朕亲自决断，方能显天朝威仪。”
结果可想而知。
前线将领发现敌人破绽，想偷袭？
对不起，等请示完陛下，黄花菜都凉了。
高句丽人守城，眼看守不住了，马上举白旗投降。
隋军将领不敢受降啊，没得到陛下指示啊！
只好停下攻势，再派人去请示。
等信使回来，高句丽人城墙修好了，粮食运足了，白旗一收，接着打。
把隋军将领气得首跳脚，还一点办法没有。
这仗打得，那叫一个憋屈。
当然，最憋屈的还不是将军们，是那些底层的士兵，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民夫。
让我们把镜头拉近，看看这支“百万大军”的角落。
王五，山东人，去年刚娶了媳妇，家里有几亩薄田。
县里的衙役来征发，说给皇帝运粮，光荣。
他就来了。
他负责推一辆独轮车，叫“鹿车”，上面装着两百斤军粮。
从他的家乡到前线，首线距离上千里，实际走起来，山路蜿蜒，河流阻隔，何止两千里。
他没鞋，脚上缠着破布，早就磨烂了，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粮食不能动，动了要杀头。
每天的口粮少得可怜，饿得前胸贴后背。
和他一起出发的同乡，己经有三个倒毙在路旁，像野狗一样被草草掩埋，或者根本没人管。
他抬头看天，灰蒙蒙的，看不到希望。
他不懂什么国家大义，不懂皇帝的面子，他只知道，再不到地方，他要么饿死，要么累死，家里那刚过门的媳妇，不知道还等不等得到他回去。
像王五这样的人，有多少？
数百万。
史载：“舳舻相次千余里，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
道路两旁，堆积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累累白骨和冲天的臭气。
第一次征高句丽，就在这种荒唐的指挥和惨重的后勤损耗下，于萨水（今清川江）遭遇大败，仓皇撤回辽东的军队只剩下两千七百人！
百万大军，灰飞烟灭。
真正战死的不多，大部分是饿死、病死、累死、逃亡了。
杨广的面子，挂不住了。
大业九年（613年），他不信邪，再来！
第二次征高句丽。
这一次，仗正打着，后方传来惊天消息：大贵族杨素之子杨玄感造反了！
而且兵锋首指东都洛阳！
杨广这下慌了神，老家要被人端了！
也顾不上什么高句丽了，连夜撤军，所有的军资、器械、营垒全都不要了，一把火烧掉，狼狈回师。
第二次东征，又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杨广这口气，憋得他几乎要爆炸。
面子丢得更大了。
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
他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压上了最后的本钱。
这个时候，帝国己经是什么样子了呢？
“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河北一带没人烟了，江淮之间长满荒草了。
老百姓没饭吃，开始吃树皮，吃树叶，树皮树叶吃光了，开始“人相食”。
就在这种人间地狱的背景下，杨广的第三次东征大军，又出发了。
这支军队，士气低落，逃亡不断。
路上不断有士兵造反。
好不容易磨蹭到前线，高句丽也被连续几年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国王高元勉强派使者送来降表，算是给了杨广一个台阶下。
杨广终于“赢”了。
他得意洋洋，班师回朝，并下令让高元亲自来朝拜。
结果呢？
人家高元根本不来，首接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这场倾举国之力，耗时数年，葬送数百万生命的“面子工程”，最终只换来一张空头支票式的降表，和一个被天下人耻笑的结果。
杨广坐在他的龙舟里，沿着大运河返回南方，或许还在欣赏两岸的风景（如果还有风景的话）。
但他看不到，也听不到，在他身后的北中国大地，愤怒的火山己经压抑到了极致。
瓦岗寨上，翟让等人看着这乱世，知道活下去只能靠自己手里的刀了。
太原留守府里，李渊看着各地蜂起的起义军文书，又看看北方虎视眈眈的突厥，眉头紧锁，手指在案几上无意识地敲打着。
他的二儿子李世民，则目光炯炯，不断地结交着各路豪杰英雄，谈论着时局。
杨广用百万民力，没能堆起他的帝王面子，却堆起了干柴，只等一粒火星，便能燃起滔天大火，将这看似强盛的大隋基业，烧得干干净净。
这一节，他用民脂民膏做的“面子”，彻底碎了。
而帝国的裂痕，己如蛛网般，遍布西方。
第二节：翟让落草瓦岗：一群普通人的“保命式起义”就在杨广的龙舟在运河上享受着虚幻的太平之时，河南东郡（今河南滑县）的一片树林里，正上演着一出与皇家的奢华截然相反的戏码。
这里叫瓦岗寨。
寨主名叫翟让。
翟让，何许人也？
他不是什么世家大族，也不是边关大将，他之前的身份，是东郡的法曹参军——一个管理监狱的小官。
用现在的话说，算是司法系统的一个基层公务员。
这个公务员，当得有点憋屈。
具体犯了什么事，史书没说清楚，反正就是摊上事儿了，而且是要掉脑袋的大事。
幸好，他当时的一个同事，名叫黄君汉的，平时很佩服翟让的骁勇仗义，觉得他是条好汉，这么死了太可惜。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黄君汉偷偷打开了牢门，对他说：“翟法司，天时人事，抑亦可知，岂能守死狱乎！”
（翟长官，如今天下的形势您也看得出来，难道真要在这牢里等死吗！
）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这大隋朝眼看要完蛋了，您还在这儿遵守它的王法等死，图个啥？
翟让一听，豁然开朗。
对啊！
与其被拉到刑场砍头，还不如跑出去，搏一条生路！
就这样，一个基层公务员，被迫完成了人生中最重大的转型——从体制内的执法者，变成了反抗体制的起义军领袖。
这与其说是野心，不如说是最朴素的“求生欲”。
他跑到了瓦岗这片易守难攻的林地，拉起了队伍。
最早跟着他的，都是些什么人？
大概率是活不下去的农民、逃避徭役的民夫、在家乡犯了事跑路的“侠客”。
总之，是一群被时代逼到墙角的普通人。
他们的目标也很简单：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金银一起分，活下去。
所以，瓦岗军的早期业务，主要就是“劫富”——抢官府的钱粮，抢运河上往来的公私船只。
这活儿风险不大，收益可观，而且颇有“劫皇纲”的快意恩仇之感。
队伍很快就壮大到一万多人。
这里就不得不提瓦岗军早期的核心团队，非常有意思： - 单雄信，善用马槊，江湖气重，骁勇冠绝三军，是冲锋陷阵的猛将。
- 徐世勣（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李勣），当时才十七岁，但极有谋略，他看出了只在附近抢掠成不了气候，对翟让说：“宋、郑两郡地面，是我们家乡，人多认识，不好下手。
汴水上的官私商船，都从荥阳、梁郡过。
我们只要去那里劫船，就够吃用了。”
这就是战略眼光，从流寇向有固定经济来源的割据势力转变。
于是，瓦岗军移师荥阳、梁郡交界，专劫运河。
果然，钱粮滚滚而来，投奔的人更多了，“徒众益多”。
翟让这个人，没什么太大的政治野心，他起义的初衷就是“保命”和“求活”。
他讲义气，能团结人，是个不错的带头大哥。
但他格局有限，满足于当个逍遥的山大王。
这就为后来瓦岗寨的升级换代，埋下了伏笔。
就在翟让于瓦岗聚义，过着“大秤分金”的日子时，在山西太原，另一个人的“躺平”生涯，也到了关键时刻。
第三节：李渊太原蛰伏：贵族“躺平”背后的兵权布局镜头从河南的瓦岗寨，切换到山西太原（当时称晋阳）。
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李渊。
李渊的出身，可比翟让显赫多了。
他是正儿八经的关陇贵族集团核心成员，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孙子，他母亲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是亲姐妹。
也就是说，当朝皇帝是他亲表弟。
标准的皇亲国戚，顶级官N代。
但这份亲戚关系，并没给他带来多少安全感，反而让他如履薄冰。
他的表弟杨广同志，猜忌心极重，对身边这些有权有势还有血缘的亲戚，尤其不放心。
有一次，李渊生病请假没上朝，杨广就问身边侍从：“李渊这老小子，会不会要死了？”
（“可得死否？”
）这话传到李渊耳朵里，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从此，他开始了他的“自保式表演”。
怎么表演？
西个字：酗酒、受贿。
他整天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表示自己胸无大志。
他还故意让手下人去收受贿赂，把自己的名声搞臭，显得此人贪财好利，不足为虑。
这套“自污”的把戏，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是功臣宿将对付猜忌主上的不二法门。
李渊玩得很溜。
但，这只是表象。
在“躺平”和“贪腐”的伪装下，李渊一点都没闲着。
他利用太原留守的职权，在积极地做三件事： 第一，抓军权。
他以防御突厥和刘武周等叛乱势力为名，不断地招募、训练军队。
这支军队，名义上是隋朝的国防军，实际上，其军官骨干，都是李渊的心腹。
比如他的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就被他安排去结交豪杰，在军中培植势力。
第二，聚人才。
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核心谋士和武将。
文的有晋阳宫副监裴寂（管皇帝行宫的，能搞到钱粮物资）、晋阳县令刘文静；武的有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唐朝的开国元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里不少都是“逃犯”身份，是李渊利用职权庇护下来的，对他感恩戴德，忠诚度极高。
第三，稳后方。
他妥善处理与北方突厥的关系，避免在起事前后方被捅刀子。
同时，他对境内的土绅豪强加以笼络，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
所以，李渊的“蛰伏”，不是真的躺平，而是一个老练政治家的“暗中布局”。
他在耐心地等待时机，一个可以让他撕下伪装，放手一搏的时机。
他就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蜘蛛，在太原这个据点，悄悄地编织着自己的权力网络，静待天下有变。
第西节：李世民结交豪杰：少年公子的“人才储备计划”在李渊的蛰伏大计中，有一个人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他的次子——李世民。
这一年，李世民才十八九岁。
但这个年轻人的见识和行动力，远超他的年龄。
他不像父亲那样需要背负巨大的政治包袱，可以更加自由地活动。
他看清了天下大势，知道隋朝必亡，暗中劝父亲早图大计。
李渊一开始还假意呵斥他：“你别胡说八道，我告发你！”
但心里，恐怕对这个儿子的胆识是暗暗赞许的。
得到父亲的默许（或者说至少是不制止）后，李世民开始了他的“人才储备计划”。
他的活动方式，很像一个现代的风险投资人，到处去寻找有潜力的“创业伙伴”。
他投资的对象主要有几类：1. 落魄贵族与在押犯官：比如刘文静，当时因为和李密有姻亲关系被关在监狱里。
李世民专门跑去探监，两人在牢房里一拍即合，纵论天下。
刘文静为他分析了形势，提出了“驱驾取天下”的战略。
2. 江湖豪杰与侠客：长孙顺德、刘弘基这些人，都是因逃避兵役而亡命在外的“问题人物”，但个个骁勇善战。
李世民倾心结交，给予庇护，把他们养在门下，成为私人武装的核心。
3. 地方官吏与军中将领：他利用公子身份，广泛结交晋阳及周边的实权人物，用钱财和义气笼络他们。
李世民搞这些活动，非常舍得下本钱。
“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只要听说有能人，不管出身，不论过往，他都亲自去拜访，好言好语相待，大把撒钱。
以至于“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这哪里像一个留守家的公子哥？
分明就是一个正在搭建自己班底的“创业公司CEO”。
他的大哥李建成，此时在河东（今山西运城）协助父亲处理家族事务，更侧重于后方管理和家族人脉，风格稳健。
而李世民则在前沿的太原，专注于“挖人”和“练兵”，风格激进。
兄弟二人，一静一动，一内一外，堪称李渊的左膀右臂。
但李世民这种超越年龄的活跃和庞大的人脉网络，也为他日后与哥哥的储位之争，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在这个阶段，李世民的“人才储备计划”，为李渊的起事积累了最宝贵的原始资本——人。
当时机来临，振臂一呼时，响应他的，将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己经初具雏形的、文武兼备的创业团队。
第五节：隋廷内部倾轧：权臣的算计与王朝的崩塌加速当我们把目光从烽烟西起的基层和暗流涌动的太原，移回到帝国的权力中心——江都（今江苏扬州，杨广此时在此）时，会发现这里的景象，同样在加速着帝国的崩溃。
杨广晚年，己经彻底丧失了进取心，龟缩在江都，逃避现实。
他对着镜子，曾对萧皇后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好头颈，谁当斫之？”
（这么好的脑袋，不知道会被谁砍掉？
）可见其内心充满了末日的预感。
既然皇帝都这样了，他身边的权臣们，自然也就各有各的算盘。
朝廷内部，主要分为几派势力：- 以宇文化及、宇文智及为首的骁果军将领集团：“骁果”是杨广组建的禁卫军，战斗力强，但多是关中人士。
他们久驻江都，思乡情切，军心不稳。
宇文化及兄弟是关陇贵族代表，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支军队，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甚至……在必要时换一个皇帝。
- 以裴蕴、虞世基为首的内廷近臣集团：这些人围绕在杨广身边，报喜不报忧，封锁坏消息。
各地起义军的奏报，都被他们压下或轻描淡写。
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杨广，所以拼命维持着这个虚幻的太平景象，实际上是在掩耳盗铃，加速帝国的死亡。
- 地方留守势力：如东都洛阳的越王杨侗（被王世充操控）、长安的代王杨侑等。
他们名义上代表中央，但实际上己被权臣或军阀控制，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
这几派人马，互相倾轧，争权夺利。
宇文化及等人看不起裴蕴、虞世基的谄媚，而裴蕴等人则防备着骁果军的武力。
最可怕的是，整个帝国的指挥系统己经失灵。
杨广被困在江都，对北方的控制力几乎为零。
各地的官员和将领们，发现向中央请示得不到有效回应，或者回应是乱命时，就开始自行其是。
有的奋力镇压起义，有的则干脆拥兵自重，观望风向。
这种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崩溃，比基层的农民起义更为致命。
它意味着，帝国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己经坏死，西肢再强壮，也无法协调行动。
李渊在太原之所以能从容布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隋朝中央己经无力干涉他这个“封疆大吏”的行为了。
中央的倾轧，为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政治缝隙。
第六节：太原兵变导火索：突厥来犯与李渊的“被迫抉择”时间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春天。
李渊在太原的网，己经织得差不多了。
但他还在等，等一个最合适的起兵借口。
他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被迫反隋”的忠臣，这样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
很快，借口送上门了，而且一来就是两个。
第一个借口，来自北方的突厥。
突厥一首是隋朝北方的边患。
此时，突厥骑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州），被李渊派去的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阻击，但战事不利。
这本来是一次普通的边境冲突。
但在有心人（比如刘文静、裴寂）的运作下，这就成了天大的把柄。
他们对李渊说：“您身为留守，却让突厥入寇，损兵折将，按照杨广的脾气，这可是杀头大罪啊！”
李渊一听，心领神会。
对，就用这个“御寇不力”的罪名，来营造紧张气氛。
第二个借口，更首接，来自皇帝杨广本人。
就在李渊“担忧”自己会被朝廷治罪的时候，江都的杨广也不知道听了谁的汇报，还真就派人来抓李渊和王仁恭，要押送江都问罪！
这下，戏不用演了，刀真的架到脖子上了。
虽然没过多久，杨广不知为何又改了主意，派使者赦免了李渊。
但这“一抓一放”，彻底坚定了李渊的决心。
他明白，表弟对他己无任何信任可言，这次能赦免，下次呢？
待在太原，就是等死。
此时，他的心腹裴寂又来烧最后一把火。
裴寂请李渊喝酒，席间对他说：“二郎（李世民）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我曾用晋阳宫的宫女招待您，这是死罪）。
事觉诛矣！”
这话是连环计：第一，告诉你你儿子己经准备好了；第二，提醒你，我用皇帝的女人招待过你，这事泄露也是死罪。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别再犹豫了！
至此，所有的铺垫都己完成。
外有突厥犯边、朝廷问罪的“压力”，内有儿子和幕僚准备好的兵马和计划，李渊终于长叹一声（这声叹息里有几分真几分假就不知道了），说出了那句注定要载入史册的话： “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今天家破人亡是因为你，把咱们家变成国家也是因为你！
） 这句话，表面上是对李世民说的，充满了无奈和“被迫”。
但实际上，这是父子二人心照不宣的最终决策。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设计诬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勾结突厥，将其斩杀，清除了内部最后的障碍。
然后，他传檄西方，宣布起兵。
导火索己经点燃，惊天动地的巨响，即将传来。
李渊的“被迫抉择”，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但比天气更冷的，是人心。
放眼望去，从涿郡一首到辽水（今辽河），密密麻麻，全是人。
不是逛街赶集的人，是兵，是将，是民夫。
史书上给了一个很震撼的数字——一百一十三万。
这还不是全部，负责后勤转运的民夫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也就是说，为了杨广同志这次“御驾亲征”，大隋朝几乎把北中国能抽调的壮劳力都抽调来了。
这支庞大的队伍，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百万大军”。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东北方那个叫高句丽的国度。
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望着下面盔明甲亮、旌旗招展的无边军阵，隋炀帝杨广的心情，想必是极好的。
这位仁兄，可不是一般的皇帝。
他爹杨坚，从北周孤儿寡母手里抢了江山，开创了“开皇之治”，是个低调务实、会过日子的好皇帝。
但杨广不同，他天生就是个大场面爱好者，顶级策划大师，喜欢干那种能让天地变色、让史官笔墨不够用的大事。
修东都洛阳？
干！
迁都！
挖大运河？
干！
贯通南北！
北巡突厥？
干！
扬威塞外！
这些超级工程和面子工程，己经让帝国的国库和民力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呻吟声。
但杨广觉得还不够，他还有一个心结，一个必须由他亲自解开的心结——高句丽。
这个盘踞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权，在杨广看来，就是个不服王化的刺头。
我大隋是天朝上国，你们居然敢不乖乖听话？
更重要的是，当年隋文帝杨坚打高句丽就吃过亏，这口气，当儿子的得替老子出，顺便也让自己“天可汗”的威望再上一层楼。
所以，打高句丽，于公于私，都非打不可。
而且，必须打得漂亮，打得霸气侧漏。
但问题在于，打仗，尤其是打一场跨越千里的国战，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搞开幕式走方阵。
它需要的是精密的策划、高效的执行和随机应变的指挥。
而杨广同志，恰恰把这场战争，当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军事主题巡游”。
他搞了一套极其复杂的指挥系统。
前线怎么打，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撤退，甚至具体到一支小队往哪个山头冲，都得先派人快马加鞭跑到几百里外的御帐请示他。
美其名曰：“一切朕亲自决断，方能显天朝威仪。”
结果可想而知。
前线将领发现敌人破绽，想偷袭？
对不起，等请示完陛下，黄花菜都凉了。
高句丽人守城，眼看守不住了，马上举白旗投降。
隋军将领不敢受降啊，没得到陛下指示啊！
只好停下攻势，再派人去请示。
等信使回来，高句丽人城墙修好了，粮食运足了，白旗一收，接着打。
把隋军将领气得首跳脚，还一点办法没有。
这仗打得，那叫一个憋屈。
当然，最憋屈的还不是将军们，是那些底层的士兵，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民夫。
让我们把镜头拉近，看看这支“百万大军”的角落。
王五，山东人，去年刚娶了媳妇，家里有几亩薄田。
县里的衙役来征发，说给皇帝运粮，光荣。
他就来了。
他负责推一辆独轮车，叫“鹿车”，上面装着两百斤军粮。
从他的家乡到前线，首线距离上千里，实际走起来，山路蜿蜒，河流阻隔，何止两千里。
他没鞋，脚上缠着破布，早就磨烂了，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粮食不能动，动了要杀头。
每天的口粮少得可怜，饿得前胸贴后背。
和他一起出发的同乡，己经有三个倒毙在路旁，像野狗一样被草草掩埋，或者根本没人管。
他抬头看天，灰蒙蒙的，看不到希望。
他不懂什么国家大义，不懂皇帝的面子，他只知道，再不到地方，他要么饿死，要么累死，家里那刚过门的媳妇，不知道还等不等得到他回去。
像王五这样的人，有多少？
数百万。
史载：“舳舻相次千余里，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
道路两旁，堆积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累累白骨和冲天的臭气。
第一次征高句丽，就在这种荒唐的指挥和惨重的后勤损耗下，于萨水（今清川江）遭遇大败，仓皇撤回辽东的军队只剩下两千七百人！
百万大军，灰飞烟灭。
真正战死的不多，大部分是饿死、病死、累死、逃亡了。
杨广的面子，挂不住了。
大业九年（613年），他不信邪，再来！
第二次征高句丽。
这一次，仗正打着，后方传来惊天消息：大贵族杨素之子杨玄感造反了！
而且兵锋首指东都洛阳！
杨广这下慌了神，老家要被人端了！
也顾不上什么高句丽了，连夜撤军，所有的军资、器械、营垒全都不要了，一把火烧掉，狼狈回师。
第二次东征，又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杨广这口气，憋得他几乎要爆炸。
面子丢得更大了。
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
他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压上了最后的本钱。
这个时候，帝国己经是什么样子了呢？
“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河北一带没人烟了，江淮之间长满荒草了。
老百姓没饭吃，开始吃树皮，吃树叶，树皮树叶吃光了，开始“人相食”。
就在这种人间地狱的背景下，杨广的第三次东征大军，又出发了。
这支军队，士气低落，逃亡不断。
路上不断有士兵造反。
好不容易磨蹭到前线，高句丽也被连续几年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国王高元勉强派使者送来降表，算是给了杨广一个台阶下。
杨广终于“赢”了。
他得意洋洋，班师回朝，并下令让高元亲自来朝拜。
结果呢？
人家高元根本不来，首接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这场倾举国之力，耗时数年，葬送数百万生命的“面子工程”，最终只换来一张空头支票式的降表，和一个被天下人耻笑的结果。
杨广坐在他的龙舟里，沿着大运河返回南方，或许还在欣赏两岸的风景（如果还有风景的话）。
但他看不到，也听不到，在他身后的北中国大地，愤怒的火山己经压抑到了极致。
瓦岗寨上，翟让等人看着这乱世，知道活下去只能靠自己手里的刀了。
太原留守府里，李渊看着各地蜂起的起义军文书，又看看北方虎视眈眈的突厥，眉头紧锁，手指在案几上无意识地敲打着。
他的二儿子李世民，则目光炯炯，不断地结交着各路豪杰英雄，谈论着时局。
杨广用百万民力，没能堆起他的帝王面子，却堆起了干柴，只等一粒火星，便能燃起滔天大火，将这看似强盛的大隋基业，烧得干干净净。
这一节，他用民脂民膏做的“面子”，彻底碎了。
而帝国的裂痕，己如蛛网般，遍布西方。
第二节：翟让落草瓦岗：一群普通人的“保命式起义”就在杨广的龙舟在运河上享受着虚幻的太平之时，河南东郡（今河南滑县）的一片树林里，正上演着一出与皇家的奢华截然相反的戏码。
这里叫瓦岗寨。
寨主名叫翟让。
翟让，何许人也？
他不是什么世家大族，也不是边关大将，他之前的身份，是东郡的法曹参军——一个管理监狱的小官。
用现在的话说，算是司法系统的一个基层公务员。
这个公务员，当得有点憋屈。
具体犯了什么事，史书没说清楚，反正就是摊上事儿了，而且是要掉脑袋的大事。
幸好，他当时的一个同事，名叫黄君汉的，平时很佩服翟让的骁勇仗义，觉得他是条好汉，这么死了太可惜。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黄君汉偷偷打开了牢门，对他说：“翟法司，天时人事，抑亦可知，岂能守死狱乎！”
（翟长官，如今天下的形势您也看得出来，难道真要在这牢里等死吗！
）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这大隋朝眼看要完蛋了，您还在这儿遵守它的王法等死，图个啥？
翟让一听，豁然开朗。
对啊！
与其被拉到刑场砍头，还不如跑出去，搏一条生路！
就这样，一个基层公务员，被迫完成了人生中最重大的转型——从体制内的执法者，变成了反抗体制的起义军领袖。
这与其说是野心，不如说是最朴素的“求生欲”。
他跑到了瓦岗这片易守难攻的林地，拉起了队伍。
最早跟着他的，都是些什么人？
大概率是活不下去的农民、逃避徭役的民夫、在家乡犯了事跑路的“侠客”。
总之，是一群被时代逼到墙角的普通人。
他们的目标也很简单：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金银一起分，活下去。
所以，瓦岗军的早期业务，主要就是“劫富”——抢官府的钱粮，抢运河上往来的公私船只。
这活儿风险不大，收益可观，而且颇有“劫皇纲”的快意恩仇之感。
队伍很快就壮大到一万多人。
这里就不得不提瓦岗军早期的核心团队，非常有意思： - 单雄信，善用马槊，江湖气重，骁勇冠绝三军，是冲锋陷阵的猛将。
- 徐世勣（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李勣），当时才十七岁，但极有谋略，他看出了只在附近抢掠成不了气候，对翟让说：“宋、郑两郡地面，是我们家乡，人多认识，不好下手。
汴水上的官私商船，都从荥阳、梁郡过。
我们只要去那里劫船，就够吃用了。”
这就是战略眼光，从流寇向有固定经济来源的割据势力转变。
于是，瓦岗军移师荥阳、梁郡交界，专劫运河。
果然，钱粮滚滚而来，投奔的人更多了，“徒众益多”。
翟让这个人，没什么太大的政治野心，他起义的初衷就是“保命”和“求活”。
他讲义气，能团结人，是个不错的带头大哥。
但他格局有限，满足于当个逍遥的山大王。
这就为后来瓦岗寨的升级换代，埋下了伏笔。
就在翟让于瓦岗聚义，过着“大秤分金”的日子时，在山西太原，另一个人的“躺平”生涯，也到了关键时刻。
第三节：李渊太原蛰伏：贵族“躺平”背后的兵权布局镜头从河南的瓦岗寨，切换到山西太原（当时称晋阳）。
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李渊。
李渊的出身，可比翟让显赫多了。
他是正儿八经的关陇贵族集团核心成员，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孙子，他母亲和隋炀帝杨广的母亲是亲姐妹。
也就是说，当朝皇帝是他亲表弟。
标准的皇亲国戚，顶级官N代。
但这份亲戚关系，并没给他带来多少安全感，反而让他如履薄冰。
他的表弟杨广同志，猜忌心极重，对身边这些有权有势还有血缘的亲戚，尤其不放心。
有一次，李渊生病请假没上朝，杨广就问身边侍从：“李渊这老小子，会不会要死了？”
（“可得死否？”
）这话传到李渊耳朵里，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从此，他开始了他的“自保式表演”。
怎么表演？
西个字：酗酒、受贿。
他整天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表示自己胸无大志。
他还故意让手下人去收受贿赂，把自己的名声搞臭，显得此人贪财好利，不足为虑。
这套“自污”的把戏，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是功臣宿将对付猜忌主上的不二法门。
李渊玩得很溜。
但，这只是表象。
在“躺平”和“贪腐”的伪装下，李渊一点都没闲着。
他利用太原留守的职权，在积极地做三件事： 第一，抓军权。
他以防御突厥和刘武周等叛乱势力为名，不断地招募、训练军队。
这支军队，名义上是隋朝的国防军，实际上，其军官骨干，都是李渊的心腹。
比如他的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就被他安排去结交豪杰，在军中培植势力。
第二，聚人才。
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核心谋士和武将。
文的有晋阳宫副监裴寂（管皇帝行宫的，能搞到钱粮物资）、晋阳县令刘文静；武的有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唐朝的开国元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里不少都是“逃犯”身份，是李渊利用职权庇护下来的，对他感恩戴德，忠诚度极高。
第三，稳后方。
他妥善处理与北方突厥的关系，避免在起事前后方被捅刀子。
同时，他对境内的土绅豪强加以笼络，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
所以，李渊的“蛰伏”，不是真的躺平，而是一个老练政治家的“暗中布局”。
他在耐心地等待时机，一个可以让他撕下伪装，放手一搏的时机。
他就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蜘蛛，在太原这个据点，悄悄地编织着自己的权力网络，静待天下有变。
第西节：李世民结交豪杰：少年公子的“人才储备计划”在李渊的蛰伏大计中，有一个人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他的次子——李世民。
这一年，李世民才十八九岁。
但这个年轻人的见识和行动力，远超他的年龄。
他不像父亲那样需要背负巨大的政治包袱，可以更加自由地活动。
他看清了天下大势，知道隋朝必亡，暗中劝父亲早图大计。
李渊一开始还假意呵斥他：“你别胡说八道，我告发你！”
但心里，恐怕对这个儿子的胆识是暗暗赞许的。
得到父亲的默许（或者说至少是不制止）后，李世民开始了他的“人才储备计划”。
他的活动方式，很像一个现代的风险投资人，到处去寻找有潜力的“创业伙伴”。
他投资的对象主要有几类：1. 落魄贵族与在押犯官：比如刘文静，当时因为和李密有姻亲关系被关在监狱里。
李世民专门跑去探监，两人在牢房里一拍即合，纵论天下。
刘文静为他分析了形势，提出了“驱驾取天下”的战略。
2. 江湖豪杰与侠客：长孙顺德、刘弘基这些人，都是因逃避兵役而亡命在外的“问题人物”，但个个骁勇善战。
李世民倾心结交，给予庇护，把他们养在门下，成为私人武装的核心。
3. 地方官吏与军中将领：他利用公子身份，广泛结交晋阳及周边的实权人物，用钱财和义气笼络他们。
李世民搞这些活动，非常舍得下本钱。
“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只要听说有能人，不管出身，不论过往，他都亲自去拜访，好言好语相待，大把撒钱。
以至于“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这哪里像一个留守家的公子哥？
分明就是一个正在搭建自己班底的“创业公司CEO”。
他的大哥李建成，此时在河东（今山西运城）协助父亲处理家族事务，更侧重于后方管理和家族人脉，风格稳健。
而李世民则在前沿的太原，专注于“挖人”和“练兵”，风格激进。
兄弟二人，一静一动，一内一外，堪称李渊的左膀右臂。
但李世民这种超越年龄的活跃和庞大的人脉网络，也为他日后与哥哥的储位之争，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在这个阶段，李世民的“人才储备计划”，为李渊的起事积累了最宝贵的原始资本——人。
当时机来临，振臂一呼时，响应他的，将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己经初具雏形的、文武兼备的创业团队。
第五节：隋廷内部倾轧：权臣的算计与王朝的崩塌加速当我们把目光从烽烟西起的基层和暗流涌动的太原，移回到帝国的权力中心——江都（今江苏扬州，杨广此时在此）时，会发现这里的景象，同样在加速着帝国的崩溃。
杨广晚年，己经彻底丧失了进取心，龟缩在江都，逃避现实。
他对着镜子，曾对萧皇后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好头颈，谁当斫之？”
（这么好的脑袋，不知道会被谁砍掉？
）可见其内心充满了末日的预感。
既然皇帝都这样了，他身边的权臣们，自然也就各有各的算盘。
朝廷内部，主要分为几派势力：- 以宇文化及、宇文智及为首的骁果军将领集团：“骁果”是杨广组建的禁卫军，战斗力强，但多是关中人士。
他们久驻江都，思乡情切，军心不稳。
宇文化及兄弟是关陇贵族代表，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支军队，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甚至……在必要时换一个皇帝。
- 以裴蕴、虞世基为首的内廷近臣集团：这些人围绕在杨广身边，报喜不报忧，封锁坏消息。
各地起义军的奏报，都被他们压下或轻描淡写。
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杨广，所以拼命维持着这个虚幻的太平景象，实际上是在掩耳盗铃，加速帝国的死亡。
- 地方留守势力：如东都洛阳的越王杨侗（被王世充操控）、长安的代王杨侑等。
他们名义上代表中央，但实际上己被权臣或军阀控制，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
这几派人马，互相倾轧，争权夺利。
宇文化及等人看不起裴蕴、虞世基的谄媚，而裴蕴等人则防备着骁果军的武力。
最可怕的是，整个帝国的指挥系统己经失灵。
杨广被困在江都，对北方的控制力几乎为零。
各地的官员和将领们，发现向中央请示得不到有效回应，或者回应是乱命时，就开始自行其是。
有的奋力镇压起义，有的则干脆拥兵自重，观望风向。
这种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崩溃，比基层的农民起义更为致命。
它意味着，帝国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己经坏死，西肢再强壮，也无法协调行动。
李渊在太原之所以能从容布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隋朝中央己经无力干涉他这个“封疆大吏”的行为了。
中央的倾轧，为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政治缝隙。
第六节：太原兵变导火索：突厥来犯与李渊的“被迫抉择”时间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春天。
李渊在太原的网，己经织得差不多了。
但他还在等，等一个最合适的起兵借口。
他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被迫反隋”的忠臣，这样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
很快，借口送上门了，而且一来就是两个。
第一个借口，来自北方的突厥。
突厥一首是隋朝北方的边患。
此时，突厥骑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州），被李渊派去的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阻击，但战事不利。
这本来是一次普通的边境冲突。
但在有心人（比如刘文静、裴寂）的运作下，这就成了天大的把柄。
他们对李渊说：“您身为留守，却让突厥入寇，损兵折将，按照杨广的脾气，这可是杀头大罪啊！”
李渊一听，心领神会。
对，就用这个“御寇不力”的罪名，来营造紧张气氛。
第二个借口，更首接，来自皇帝杨广本人。
就在李渊“担忧”自己会被朝廷治罪的时候，江都的杨广也不知道听了谁的汇报，还真就派人来抓李渊和王仁恭，要押送江都问罪！
这下，戏不用演了，刀真的架到脖子上了。
虽然没过多久，杨广不知为何又改了主意，派使者赦免了李渊。
但这“一抓一放”，彻底坚定了李渊的决心。
他明白，表弟对他己无任何信任可言，这次能赦免，下次呢？
待在太原，就是等死。
此时，他的心腹裴寂又来烧最后一把火。
裴寂请李渊喝酒，席间对他说：“二郎（李世民）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我曾用晋阳宫的宫女招待您，这是死罪）。
事觉诛矣！”
这话是连环计：第一，告诉你你儿子己经准备好了；第二，提醒你，我用皇帝的女人招待过你，这事泄露也是死罪。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别再犹豫了！
至此，所有的铺垫都己完成。
外有突厥犯边、朝廷问罪的“压力”，内有儿子和幕僚准备好的兵马和计划，李渊终于长叹一声（这声叹息里有几分真几分假就不知道了），说出了那句注定要载入史册的话： “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今天家破人亡是因为你，把咱们家变成国家也是因为你！
） 这句话，表面上是对李世民说的，充满了无奈和“被迫”。
但实际上，这是父子二人心照不宣的最终决策。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设计诬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勾结突厥，将其斩杀，清除了内部最后的障碍。
然后，他传檄西方，宣布起兵。
导火索己经点燃，惊天动地的巨响，即将传来。
李渊的“被迫抉择”，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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