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小到大,我严格的要求自己。
童年是在消毒水气息中浸泡成型的。
七岁生日那日,父亲赠我的儿童听诊器成了最珍视的玩具。
梧桐树下的蚂蚁洞成了第一个"问诊室",蝉蜕与枯叶在铝制诊箱里分门别类,泛黄的《人体解剖图谱》被我用蜡笔标注得宛如印象派画作。
每当暮色漫过窗棂,我便披着母亲旧围巾改制的"白大褂",对着毛绒玩具练习叩诊手法——那些绒毛间藏着的纽扣与棉絮,在我想象中皆是亟待救治的器官。
初二那年,生物实验室的解剖台成了我的圣坛。
当同龄女孩对着偶像海报尖叫时,我正用瞳孔记录牛心冠状动脉的走向。
福尔马林雾气中,金属镊子挑起的不止是半透明的心室隔膜,更是某种宿命的昭示。
深夜台灯下,人体骨骼图在墙上游弋成磷火,我的脊柱随着记忆椎骨数目渐次挺直——十三块胸椎铭刻着希波克拉底誓言,五块腰椎托起日益沉重的医学辞典。
中考前的梅雨季,我在模拟考卷上绘制出完整淋巴系统。
汗渍在答题卡洇开的形状,恰似脾脏的剖面图。
当班主任捧着我的理科满分卷惊呼时,窗外的蝉鸣突然具象为无影灯的嗡鸣。
我知道,那具陈列在童年卧室的玩具诊箱,即将蜕变成真正的手术器械。
最终我也如愿以偿的考上了本市最好的高中。
踏入省重点高中那天,银杏叶在肩头碎成无数金色听诊器。
公告栏分班表前,我的指尖准确停驻在理科实验班的位置,如同叩诊寻到病灶般笃定。
实验楼走廊的玻璃展柜里,胚胎发育标本在福尔马林液中舒展,折射出我未来的生命图谱——那是比三角函数更精密的成长函数,是较牛顿定律更不可违逆的宿命轨迹。
高一那年我就做好了选理科的准备,医生嘛!
肯定是要选理科的啦~深秋的竞赛集训室,我常在月光与日光灯的双重照耀下解剖时间。
当一些同龄人将《五年高考》撕成纸飞机时,我的错题本正在孕育新的生命系统:错落的红笔批注是交错的血脉,墨迹蜿蜒成迷走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