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台风‘珍珠’擦过香港，荔枝窝的荔枝林倒伏了一片；也就在那一年，李赫出生了，他的哭声比风雨声更响亮，仿佛在向这个潮湿闷热的世界宣告——他来了，一个不属于这里的灵魂。”
---一九八六年，七月，香港新界东北角的荔枝窝，溽暑正浓。
台风“珍珠”在南海生成，虽未首接登陆，却将丰沛的水汽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
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村屋铁皮屋顶被骤雨砸得噼啪作响，远处大埔海的铅灰色海面与低压的乌云几乎融为一体。
就在这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午后，一声格外嘹亮、近乎倔强的啼哭，从村尾那间外墙斑驳、爬满青苔的村屋里迸发出来，硬生生撕破了雨幕的沉闷。
接生婆阿西姐用温水擦拭着新生儿身上的胎脂，对床上虚弱的妇人叹道：“阿英，你这个仔，哭声好恶，将来怕不是个安分的主。”
床上的陈淑英勉强笑了笑，汗水浸湿的头发黏在额角，她望向窗外被风雨摧折得东倒西歪的荔枝林，心头莫名掠过一丝阴翳。
婴儿取名李赫。
名字是祖父翻了几页残旧字典定的，“赫”字取显赫、盛大之意。
一个朴实的农家，给新生儿取这样一个名字，隐约寄托着跳出农门、光耀门楣的期盼。
然而，这响亮的名号，似乎从第一天起，就与这僻静村庄的调性格格不入。
李赫的童年，是在泥土腥气、海风咸味和祠堂香火味交织中度过的。
荔枝窝太小了，小到村头阿婆丢了只鸡，村尾都能听见叫骂。
几十户人家，大多姓李，沾亲带故，维系着古老而封闭的宗族秩序。
男人们或出海捕鱼，或伺弄那几亩贫瘠的田地，种植少许蔬菜瓜果；女人们则操持家务，偶尔接些穿胶花、粘纸盒的散活补贴家用。
日子像村边那条小溪，缓慢、重复，一眼能看到底。
李赫家紧邻着村里的祠堂。
那是一座历经百年的广府式青砖建筑，屋脊上的陶塑剥落褪色，檐下的壁画讲述着模糊的忠孝故事。
祠堂前的广场，是村里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红白喜事、节庆祭祀、村民议事，都在这里进行。
李赫学会走路后，这里便成了他的游乐场。
他常在巨大的麻石门槛上爬上爬下，躲在幽深的厅堂角落，看大人们神情肃穆地对着祖宗牌位焚香叩拜。
香烟缭绕中，那些黑底金字的牌位，像一双双沉默的眼睛，注视着这个不安分的小人儿。
他并非顽劣，只是过早地显露出一种与周遭环境剥离的“旁观者”姿态。
孩子们成群结队去溪里摸鱼捉虾，他更愿意独自蹲在田埂，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天，或者对着天空变幻的云朵发呆。
他问父亲李伟强：“阿爸，云上面是什么？
再上面呢？
天有没有边？”
李伟强，一个被海风和日头磨砺得皮肤黝黑、言语木讷的汉子，通常只是吧嗒着水烟筒，含糊地应一句：“傻仔，天就是天咯。”
母亲陈淑英是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她察觉到儿子的不同，偶尔会从学校带回几本泛黄的、带着霉味的连环画和旧杂志给李赫。
那些残破的纸页，成了李赫窥探外部世界的第一扇窗口。
他贪婪地吸收着上面的一切，无论是《三国演义》里的金戈铁马，还是一本不知何年月的《环球》杂志上模糊的纽约曼哈顿天际线，都让他心驰神往。
现实中的荔枝窝，灰扑扑的，带着被时光遗忘的沉寂；而书页里的世界，哪怕是一场遥远的战争，一座陌生的城市，都色彩鲜明，充满了声响和动作。
这种内在的疏离感，在家族和村落的集体仪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每年最隆重的天后诞，村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巡游。
壮丁们抬着沉甸甸的神轿，从天后庙出发，沿着村道巡行，所到之处，鞭炮震天，村民纷纷上前“钻神轿”，祈求平安。
那是全村狂欢的日子，人人脸上洋溢着一种单纯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虔诚。
唯有李赫，被母亲牵着站在人群里，小脸上满是困惑。
他看着那些平日里熟悉的叔伯姨婶，此刻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攫住，变得陌生而狂热。
他感觉不到那种与神祇、与集体融为一体的陶醉，只觉得吵闹，以及一种置身事外的孤单。
他甚至偷偷地想，那个坐在轿子里、披着华丽锦袍的木偶，真的能保佑出海的父亲平安归来吗？
这种“不信”，在一次事件后达到了顶点。
他七岁那年的孟兰节，村里照例请来喃呒师傅打醮，超度无主孤魂。
法事的高潮是“烧幽”，将纸扎的大士王、金银山等投入熊熊烈火。
火光映照着村民敬畏的脸庞，空气中弥漫着纸钱燃烧的特殊气味和喃呒佬悠长诡异的诵经声。
李赫躲在一棵大榕树后，看着那巨大的纸人在火焰中扭曲、变形，最终化为灰烬，随风飘散。
那一刻，他没有恐惧，反而生出一种清晰的认知：这些东西，烧掉了，就没了。
它们无法保佑谁，也无法惩罚谁。
这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念头，让他自己都感到一丝寒意。
相比之下，与祖父李福的相处，是李赫童年里少有的温情时光。
祖父是村里的“活历史”，肚子里装着无数关于荔枝窝的陈年旧事，从日军占领时期的逃难，到六七十年代偷渡潮的悲欢离合。
夏夜，祖孙俩常坐在屋后的龙眼树下，摇着蒲扇，看满天繁星。
祖父会指着头顶那条璀璨的光带，告诉他：“阿赫，看，那就是天河。
河这边是牛郎，那边是织女……” 老人的故事，不像祠堂里的仪式那样带有压迫感，它们更真实，更有人间烟火气，承载着个体生命的记忆与韧性。
祖父也懂得许多自然的知识，哪种草药可以止血，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看云识天气，听风知雨讯。
这些来自土地的经验智慧，李赫是信的。
它们看得见，摸得着，不像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佛。
然而，这份宁静的祖孙情，并没能持续多久。
李赫九岁那年，祖父病倒了。
老人弥留之际，紧紧攥着李赫的手，浑浊的眼睛望着他，嘴唇翕动，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那是李赫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死亡。
他看着祖父的身体逐渐变冷、变硬，被装入黑色的棺木，然后在一片嚎哭和锣鼓唢呐声中，被抬往山上的坟地。
整个过程，像一场冗长而喧闹的戏剧。
李赫没有哭，他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具棺木，盯着泥土一铲一铲将它掩埋。
他明白了，祖父和他那些鲜活的故事，真的消失了，就像被烧掉的纸人一样，再也回不来了。
葬礼的喧嚣，与他内心的死寂，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从那以后，他对村落里一切关乎灵魂、关乎来世的仪式，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敬畏，只剩下一种疏离的审视。
时光荏苒，李赫升入了大埔镇上的中学。
从封闭的村落来到相对繁华的市镇，他仿佛一头扎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
这里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香港，经济起飞，流行文化方兴未艾。
同学们的谈话里，充斥着谭咏麟、张国荣的歌声，录像厅里循环播放着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和成龙的警察故事。
牛仔裤、Walkman、卡通贴纸……这些来自都市的消费品和娱乐方式，强烈地冲击着李赫的感官。
他像一个饥饿的人，急切地想要融入这个新世界。
他省下早餐钱，去买廉价的翻版磁带，学着偶像的样子梳起分头。
然而，这种模仿总是显得笨拙而滞后。
当同学们讨论着最新款的任天堂游戏机时，他还在为学会一首蹩脚的粤语流行歌而暗自欣喜。
他的口音，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围头土话尾音；他的衣着，总透着一股洗不掉的乡土气息。
同学们并无恶意，但那种无意识的隔阂，像一层透明的玻璃墙，将他隔绝在外。
他努力扮演着一个“正常”的中学生，但内心深处，那个从荔枝窝走出来的、对着祠堂发呆的男孩，始终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他的学业成绩平平，除了语文和历史。
他沉迷于文字的魔力，在作文里描绘荔枝窝的黄昏、祖父的故事，以及那种无处不在的孤独感。
他的文字细腻而敏感，常常得到老师的赞赏，但也引来一些同学不解的目光——“写这些破村子有什么意思？”
就在李赫于城乡夹缝中艰难寻找自我认同的时候，外部世界的巨变，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拍打着荔枝窝这个古老港湾的堤岸。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
这个宏大的历史名词，对于荔枝窝的村民来说，最初更像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
电视新闻里，中英两国国旗升降交替，仪式庄重而充满象征意味。
村里老一辈人，聚在唯一那间装有卫星天线的杂货铺前，看着屏幕，神情复杂。
他们经历过港英时期的管治，对“回归”抱着一种朴素的期待与隐隐的不安交织的情绪。
而对李赫这样的少年而言，“回归”除了带来几天假期和街上骤然增多的国旗，似乎并未立即改变什么。
生活的惯性依然强大。
然而，变化是悄然发生的，并且一旦开始，便势不可挡。
首先是地价。
一些从未见过的、穿着西装皮鞋的“地产经纪”开始出现在村里，他们拿着地图，对着土地指指点点，和村长、族老们密谈。
接着，村里几户比较“有门路”的人家，率先将祖屋翻新，或者干脆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样式新颖的小楼。
推土机的轰鸣声，第一次打破了村庄延续百年的宁静。
更大的冲击来自于发展计划。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消息，开始像病毒一样在村民中传播。
政府规划的白纸黑字上，荔枝窝及周边区域，被标注为“潜在发展节点”，未来可能兴建铁路、住宅甚至科技园。
补偿、拆迁、上楼（搬入公屋或私人楼宇）……这些词汇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议题。
人心，像被投入巨石的池塘，再也无法平静。
利益面前，宗族亲情开始出现裂痕。
为了争夺祖屋的继承权，为了在可能的征地补偿中获得更大份额，兄弟反目、邻里失和的事情时有发生。
祠堂里的议事，不再是为了祭祀或调解纠纷，更多地变成了争吵和算计的场所。
香火依旧缭绕，但祖宗牌位沉默的眼睛里，似乎也蒙上了一层灰尘。
李赫的父亲李伟强，是少数坚持不愿离开的人之一。
他守着那几亩薄田和破旧的祖屋，面对前来游说的亲戚和地产经纪，总是沉默以对，或者干脆扛起锄头下田去。
母亲陈淑英则更为现实，她私下里劝丈夫：“阿强，时代不同了，守着这几块地，能有咩出息？
阿赫将来读书、结婚，哪里不需要钱？”
夫妻之间，也因此产生了龃龉。
家庭的低气压，让李赫更加不愿待在家里。
他常常一个人，沿着熟悉的小路，走到海边。
咸腥的海风扑面而来，远处，货轮的影子在暮色中如同剪影。
他看着这片祖辈世代面对的海，心里充满了迷茫。
荔枝窝，这个他曾经一心想要逃离的“囚笼”，如今正被外力强行撕开、改造。
他本该感到解脱，甚至欣喜，但一种更深沉的失落和愤怒，却在他心中滋生。
他厌恶这里的封闭和愚昧，但当它真的要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消失时，他又感到一种仿佛根基被撬动的恐慌。
他不属于这里，但哪里又是他的归属？
喧嚣的都市吗？
他在那里，同样是个异乡人。
高中毕业，李赫的成绩勉强够上一所本地的专上学院，读一个不咸不淡的商科专业。
大学生活，并未给他带来期待的转变。
他住在学校的宿舍，与来自九龙、港岛的同学更加格格不入。
他们讨论股票、时尚、海外旅行，那些是李赫完全陌生的领域。
他像一个浮萍，漂在繁华都市的表面，无法扎根。
期间，他很少回荔枝窝。
每次回去，都能感受到村庄加速的凋零和变异。
又一片荔枝林被砍伐，又一口古井被填埋，又几户熟悉的老邻居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几间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民宿和咖啡馆，它们有着统一的、刻意营造的“乡土风情”，接待着那些来自市区、对“乡村”充满猎奇心理的游客。
古老的祠堂，也被重新粉饰，成了旅游路线中的一个景点。
导游用蹩脚的普通话，向游客复述着那些李赫从小听到大的故事，但故事的内核早己被抽空，变成了一种消费符号。
李赫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
他所熟悉的那个，带着泥土味、汗水味和些许腐朽气息的真实的荔枝窝，正在死去。
而一个虚假的、供人观赏的“荔枝窝”正在被制造出来。
他无力阻止，也无权指责那些为了生存而顺应时势的乡亲。
这种复杂的情绪，淤积在他心中，无处排遣。
大学毕业后，李赫像大多数毕业生一样，汇入了求职大军。
凭借一纸不算光鲜的文凭，他在九龙塘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了一份文员工作。
每天，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挤在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里，穿梭于冰冷的写字楼格子间。
处理着无穷无尽的单据、报表，听着上司的训斥和同事间言不由衷的寒暄。
都市的节奏快得让人窒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而功利。
他租住在深水埗一栋旧唐楼的劏房里，空间逼仄，窗外是密不透风的“石屎森林”。
夜晚，霓虹灯的灯光透过狭窄的窗户，在他苍白的天花板上投下变幻不定的、虚假的光影。
他试图融入，真的试图过。
他和同事一起去兰桂坊喝酒，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晃动的人影中，他感到的只是更深的孤独。
他尝试谈恋爱，对方是个活泼的都市女孩，最终因“你这个人太闷，不知道在想什么”而分手。
他就像一个拙劣的演员，永远无法真正进入角色。
只有在夜深人静，他打开那台旧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作时，他才感觉找到了呼吸的出口。
他写荔枝窝，写那里的风、那里的云、那里的祠堂与田野，写祖父的故事，写父母那一代人的沉默与坚韧，写自己在城乡夹缝中的撕裂与彷徨。
他的笔触，不再是少年时的伤春悲秋，而是带着一种冷静的解剖和深沉的悲悯。
他写村庄的死亡，也写它在死亡前的挣扎与变异。
他写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无奈、他们微小的悲欢。
这些文字，粗粝、真实，带着泥土和血泪的气息。
他并不想发飙，这只是他自我疗愈，或者说，是与过去达成和解的一种方式。
二零零八年初，父亲李伟强因病去世。
李赫请假回到荔枝窝，处理父亲的后事。
母亲陈淑英苍老了许多，她告诉李赫，父亲临终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守住祖屋和那几亩地。
“你阿爸说，根没了，人就真的飘走了。”
母亲叹息道。
父亲的葬礼，比祖父的简单了许多。
村里年轻一辈几乎都己离开，前来吊唁的多是些老人，仪式也简化了不少。
喃呒佬的诵经声有气无力，仿佛也知趣地意识到，这套古老的仪轨，正在失去它最后的信众。
李赫作为孝子，遵循着一切流程，但他的内心异常平静。
他看着父亲的棺木入土，心中想的不是灵魂归处，而是父亲的一生——与土地捆绑的一生，沉默而坚韧，最终在时代的变迁中，带着未尽的守护愿望，黯然离场。
葬礼后，李赫独自在村里漫步。
村庄比他记忆中更加破败和空旷。
许多老屋门楣塌陷，野草从墙缝和庭院里疯长出来。
那间他童年时常去偷看小人书的杂货铺，也早己关门歇业，橱窗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
只有那些新开的民宿，亮着孤零零的灯火，提醒着这里正在经历的另一种形式的“生机”。
他不知不觉，又走到了祠堂前。
广场上的麻石地砖缝隙里，青草更加茂密。
祠堂的大门虚掩着，他推门而入。
里面光线昏暗，祖宗牌位依旧森然排列，但香案上的香炉，积满了香灰，却不见新的香火。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腐的味道。
他抬头望着那些牌位，望着祖父、父亲以及无数先人的名字。
曾经，他觉得这些是束缚，是枷锁。
但此刻，在这极致的寂静与荒凉中，他忽然感受到一种奇异的连接。
这些牌位，这些名字，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逝去的灵魂，更是一段段具体而微的生命历程，是他们的奋斗、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喜悦与悲伤，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记。
他们构成了历史，构成了李赫之所以为李赫的底色。
他所抗拒的，他所疏离的，恰恰是他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他走到香案前，拿起三炷线香，就着长明灯的微弱火苗点燃，恭敬地插进香炉里。
青烟袅袅升起，在昏暗的厅堂中盘旋、散开。
他没有许愿，也没有祈祷，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这一次，没有喧嚣的仪式，没有狂热的信众，只有他，和这片沉默的、即将彻底沉入历史深处的土地，进行着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他明白了，他永远无法真正回到这里，但这里，也永远是他出发的原点。
他的漂泊，他的无根之感，或许将伴随终生。
但承认这份断裂，正视这份悲凉，本身，就是一种面对。
第二天，李赫告别母亲，返回香港市区。
长途巴士驶出村口，拐上高速公路，速度越来越快。
窗外的景物飞速向后掠去，荔枝窝很快缩小，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
李赫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他不是归人，也再难算是过客。
他只是李赫，一个一九八六年生于香港荔枝窝，在时代断层中，寻找着自己位置的，孤独的个体。
巴士载着他，汇入都市川流不息的车河，驶向那片璀璨而冰冷的、属于现在的光海。
---一九八六年，七月，香港新界东北角的荔枝窝，溽暑正浓。
台风“珍珠”在南海生成，虽未首接登陆，却将丰沛的水汽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
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村屋铁皮屋顶被骤雨砸得噼啪作响，远处大埔海的铅灰色海面与低压的乌云几乎融为一体。
就在这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午后，一声格外嘹亮、近乎倔强的啼哭，从村尾那间外墙斑驳、爬满青苔的村屋里迸发出来，硬生生撕破了雨幕的沉闷。
接生婆阿西姐用温水擦拭着新生儿身上的胎脂，对床上虚弱的妇人叹道：“阿英，你这个仔，哭声好恶，将来怕不是个安分的主。”
床上的陈淑英勉强笑了笑，汗水浸湿的头发黏在额角，她望向窗外被风雨摧折得东倒西歪的荔枝林，心头莫名掠过一丝阴翳。
婴儿取名李赫。
名字是祖父翻了几页残旧字典定的，“赫”字取显赫、盛大之意。
一个朴实的农家，给新生儿取这样一个名字，隐约寄托着跳出农门、光耀门楣的期盼。
然而，这响亮的名号，似乎从第一天起，就与这僻静村庄的调性格格不入。
李赫的童年，是在泥土腥气、海风咸味和祠堂香火味交织中度过的。
荔枝窝太小了，小到村头阿婆丢了只鸡，村尾都能听见叫骂。
几十户人家，大多姓李，沾亲带故，维系着古老而封闭的宗族秩序。
男人们或出海捕鱼，或伺弄那几亩贫瘠的田地，种植少许蔬菜瓜果；女人们则操持家务，偶尔接些穿胶花、粘纸盒的散活补贴家用。
日子像村边那条小溪，缓慢、重复，一眼能看到底。
李赫家紧邻着村里的祠堂。
那是一座历经百年的广府式青砖建筑，屋脊上的陶塑剥落褪色，檐下的壁画讲述着模糊的忠孝故事。
祠堂前的广场，是村里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红白喜事、节庆祭祀、村民议事，都在这里进行。
李赫学会走路后，这里便成了他的游乐场。
他常在巨大的麻石门槛上爬上爬下，躲在幽深的厅堂角落，看大人们神情肃穆地对着祖宗牌位焚香叩拜。
香烟缭绕中，那些黑底金字的牌位，像一双双沉默的眼睛，注视着这个不安分的小人儿。
他并非顽劣，只是过早地显露出一种与周遭环境剥离的“旁观者”姿态。
孩子们成群结队去溪里摸鱼捉虾，他更愿意独自蹲在田埂，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天，或者对着天空变幻的云朵发呆。
他问父亲李伟强：“阿爸，云上面是什么？
再上面呢？
天有没有边？”
李伟强，一个被海风和日头磨砺得皮肤黝黑、言语木讷的汉子，通常只是吧嗒着水烟筒，含糊地应一句：“傻仔，天就是天咯。”
母亲陈淑英是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她察觉到儿子的不同，偶尔会从学校带回几本泛黄的、带着霉味的连环画和旧杂志给李赫。
那些残破的纸页，成了李赫窥探外部世界的第一扇窗口。
他贪婪地吸收着上面的一切，无论是《三国演义》里的金戈铁马，还是一本不知何年月的《环球》杂志上模糊的纽约曼哈顿天际线，都让他心驰神往。
现实中的荔枝窝，灰扑扑的，带着被时光遗忘的沉寂；而书页里的世界，哪怕是一场遥远的战争，一座陌生的城市，都色彩鲜明，充满了声响和动作。
这种内在的疏离感，在家族和村落的集体仪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每年最隆重的天后诞，村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巡游。
壮丁们抬着沉甸甸的神轿，从天后庙出发，沿着村道巡行，所到之处，鞭炮震天，村民纷纷上前“钻神轿”，祈求平安。
那是全村狂欢的日子，人人脸上洋溢着一种单纯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虔诚。
唯有李赫，被母亲牵着站在人群里，小脸上满是困惑。
他看着那些平日里熟悉的叔伯姨婶，此刻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攫住，变得陌生而狂热。
他感觉不到那种与神祇、与集体融为一体的陶醉，只觉得吵闹，以及一种置身事外的孤单。
他甚至偷偷地想，那个坐在轿子里、披着华丽锦袍的木偶，真的能保佑出海的父亲平安归来吗？
这种“不信”，在一次事件后达到了顶点。
他七岁那年的孟兰节，村里照例请来喃呒师傅打醮，超度无主孤魂。
法事的高潮是“烧幽”，将纸扎的大士王、金银山等投入熊熊烈火。
火光映照着村民敬畏的脸庞，空气中弥漫着纸钱燃烧的特殊气味和喃呒佬悠长诡异的诵经声。
李赫躲在一棵大榕树后，看着那巨大的纸人在火焰中扭曲、变形，最终化为灰烬，随风飘散。
那一刻，他没有恐惧，反而生出一种清晰的认知：这些东西，烧掉了，就没了。
它们无法保佑谁，也无法惩罚谁。
这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念头，让他自己都感到一丝寒意。
相比之下，与祖父李福的相处，是李赫童年里少有的温情时光。
祖父是村里的“活历史”，肚子里装着无数关于荔枝窝的陈年旧事，从日军占领时期的逃难，到六七十年代偷渡潮的悲欢离合。
夏夜，祖孙俩常坐在屋后的龙眼树下，摇着蒲扇，看满天繁星。
祖父会指着头顶那条璀璨的光带，告诉他：“阿赫，看，那就是天河。
河这边是牛郎，那边是织女……” 老人的故事，不像祠堂里的仪式那样带有压迫感，它们更真实，更有人间烟火气，承载着个体生命的记忆与韧性。
祖父也懂得许多自然的知识，哪种草药可以止血，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看云识天气，听风知雨讯。
这些来自土地的经验智慧，李赫是信的。
它们看得见，摸得着，不像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佛。
然而，这份宁静的祖孙情，并没能持续多久。
李赫九岁那年，祖父病倒了。
老人弥留之际，紧紧攥着李赫的手，浑浊的眼睛望着他，嘴唇翕动，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那是李赫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死亡。
他看着祖父的身体逐渐变冷、变硬，被装入黑色的棺木，然后在一片嚎哭和锣鼓唢呐声中，被抬往山上的坟地。
整个过程，像一场冗长而喧闹的戏剧。
李赫没有哭，他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具棺木，盯着泥土一铲一铲将它掩埋。
他明白了，祖父和他那些鲜活的故事，真的消失了，就像被烧掉的纸人一样，再也回不来了。
葬礼的喧嚣，与他内心的死寂，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从那以后，他对村落里一切关乎灵魂、关乎来世的仪式，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敬畏，只剩下一种疏离的审视。
时光荏苒，李赫升入了大埔镇上的中学。
从封闭的村落来到相对繁华的市镇，他仿佛一头扎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
这里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香港，经济起飞，流行文化方兴未艾。
同学们的谈话里，充斥着谭咏麟、张国荣的歌声，录像厅里循环播放着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和成龙的警察故事。
牛仔裤、Walkman、卡通贴纸……这些来自都市的消费品和娱乐方式，强烈地冲击着李赫的感官。
他像一个饥饿的人，急切地想要融入这个新世界。
他省下早餐钱，去买廉价的翻版磁带，学着偶像的样子梳起分头。
然而，这种模仿总是显得笨拙而滞后。
当同学们讨论着最新款的任天堂游戏机时，他还在为学会一首蹩脚的粤语流行歌而暗自欣喜。
他的口音，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围头土话尾音；他的衣着，总透着一股洗不掉的乡土气息。
同学们并无恶意，但那种无意识的隔阂，像一层透明的玻璃墙，将他隔绝在外。
他努力扮演着一个“正常”的中学生，但内心深处，那个从荔枝窝走出来的、对着祠堂发呆的男孩，始终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他的学业成绩平平，除了语文和历史。
他沉迷于文字的魔力，在作文里描绘荔枝窝的黄昏、祖父的故事，以及那种无处不在的孤独感。
他的文字细腻而敏感，常常得到老师的赞赏，但也引来一些同学不解的目光——“写这些破村子有什么意思？”
就在李赫于城乡夹缝中艰难寻找自我认同的时候，外部世界的巨变，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拍打着荔枝窝这个古老港湾的堤岸。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
这个宏大的历史名词，对于荔枝窝的村民来说，最初更像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
电视新闻里，中英两国国旗升降交替，仪式庄重而充满象征意味。
村里老一辈人，聚在唯一那间装有卫星天线的杂货铺前，看着屏幕，神情复杂。
他们经历过港英时期的管治，对“回归”抱着一种朴素的期待与隐隐的不安交织的情绪。
而对李赫这样的少年而言，“回归”除了带来几天假期和街上骤然增多的国旗，似乎并未立即改变什么。
生活的惯性依然强大。
然而，变化是悄然发生的，并且一旦开始，便势不可挡。
首先是地价。
一些从未见过的、穿着西装皮鞋的“地产经纪”开始出现在村里，他们拿着地图，对着土地指指点点，和村长、族老们密谈。
接着，村里几户比较“有门路”的人家，率先将祖屋翻新，或者干脆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样式新颖的小楼。
推土机的轰鸣声，第一次打破了村庄延续百年的宁静。
更大的冲击来自于发展计划。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消息，开始像病毒一样在村民中传播。
政府规划的白纸黑字上，荔枝窝及周边区域，被标注为“潜在发展节点”，未来可能兴建铁路、住宅甚至科技园。
补偿、拆迁、上楼（搬入公屋或私人楼宇）……这些词汇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议题。
人心，像被投入巨石的池塘，再也无法平静。
利益面前，宗族亲情开始出现裂痕。
为了争夺祖屋的继承权，为了在可能的征地补偿中获得更大份额，兄弟反目、邻里失和的事情时有发生。
祠堂里的议事，不再是为了祭祀或调解纠纷，更多地变成了争吵和算计的场所。
香火依旧缭绕，但祖宗牌位沉默的眼睛里，似乎也蒙上了一层灰尘。
李赫的父亲李伟强，是少数坚持不愿离开的人之一。
他守着那几亩薄田和破旧的祖屋，面对前来游说的亲戚和地产经纪，总是沉默以对，或者干脆扛起锄头下田去。
母亲陈淑英则更为现实，她私下里劝丈夫：“阿强，时代不同了，守着这几块地，能有咩出息？
阿赫将来读书、结婚，哪里不需要钱？”
夫妻之间，也因此产生了龃龉。
家庭的低气压，让李赫更加不愿待在家里。
他常常一个人，沿着熟悉的小路，走到海边。
咸腥的海风扑面而来，远处，货轮的影子在暮色中如同剪影。
他看着这片祖辈世代面对的海，心里充满了迷茫。
荔枝窝，这个他曾经一心想要逃离的“囚笼”，如今正被外力强行撕开、改造。
他本该感到解脱，甚至欣喜，但一种更深沉的失落和愤怒，却在他心中滋生。
他厌恶这里的封闭和愚昧，但当它真的要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消失时，他又感到一种仿佛根基被撬动的恐慌。
他不属于这里，但哪里又是他的归属？
喧嚣的都市吗？
他在那里，同样是个异乡人。
高中毕业，李赫的成绩勉强够上一所本地的专上学院，读一个不咸不淡的商科专业。
大学生活，并未给他带来期待的转变。
他住在学校的宿舍，与来自九龙、港岛的同学更加格格不入。
他们讨论股票、时尚、海外旅行，那些是李赫完全陌生的领域。
他像一个浮萍，漂在繁华都市的表面，无法扎根。
期间，他很少回荔枝窝。
每次回去，都能感受到村庄加速的凋零和变异。
又一片荔枝林被砍伐，又一口古井被填埋，又几户熟悉的老邻居搬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几间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民宿和咖啡馆，它们有着统一的、刻意营造的“乡土风情”，接待着那些来自市区、对“乡村”充满猎奇心理的游客。
古老的祠堂，也被重新粉饰，成了旅游路线中的一个景点。
导游用蹩脚的普通话，向游客复述着那些李赫从小听到大的故事，但故事的内核早己被抽空，变成了一种消费符号。
李赫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
他所熟悉的那个，带着泥土味、汗水味和些许腐朽气息的真实的荔枝窝，正在死去。
而一个虚假的、供人观赏的“荔枝窝”正在被制造出来。
他无力阻止，也无权指责那些为了生存而顺应时势的乡亲。
这种复杂的情绪，淤积在他心中，无处排遣。
大学毕业后，李赫像大多数毕业生一样，汇入了求职大军。
凭借一纸不算光鲜的文凭，他在九龙塘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了一份文员工作。
每天，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挤在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里，穿梭于冰冷的写字楼格子间。
处理着无穷无尽的单据、报表，听着上司的训斥和同事间言不由衷的寒暄。
都市的节奏快得让人窒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而功利。
他租住在深水埗一栋旧唐楼的劏房里，空间逼仄，窗外是密不透风的“石屎森林”。
夜晚，霓虹灯的灯光透过狭窄的窗户，在他苍白的天花板上投下变幻不定的、虚假的光影。
他试图融入，真的试图过。
他和同事一起去兰桂坊喝酒，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晃动的人影中，他感到的只是更深的孤独。
他尝试谈恋爱，对方是个活泼的都市女孩，最终因“你这个人太闷，不知道在想什么”而分手。
他就像一个拙劣的演员，永远无法真正进入角色。
只有在夜深人静，他打开那台旧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作时，他才感觉找到了呼吸的出口。
他写荔枝窝，写那里的风、那里的云、那里的祠堂与田野，写祖父的故事，写父母那一代人的沉默与坚韧，写自己在城乡夹缝中的撕裂与彷徨。
他的笔触，不再是少年时的伤春悲秋，而是带着一种冷静的解剖和深沉的悲悯。
他写村庄的死亡，也写它在死亡前的挣扎与变异。
他写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无奈、他们微小的悲欢。
这些文字，粗粝、真实，带着泥土和血泪的气息。
他并不想发飙，这只是他自我疗愈，或者说，是与过去达成和解的一种方式。
二零零八年初，父亲李伟强因病去世。
李赫请假回到荔枝窝，处理父亲的后事。
母亲陈淑英苍老了许多，她告诉李赫，父亲临终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守住祖屋和那几亩地。
“你阿爸说，根没了，人就真的飘走了。”
母亲叹息道。
父亲的葬礼，比祖父的简单了许多。
村里年轻一辈几乎都己离开，前来吊唁的多是些老人，仪式也简化了不少。
喃呒佬的诵经声有气无力，仿佛也知趣地意识到，这套古老的仪轨，正在失去它最后的信众。
李赫作为孝子，遵循着一切流程，但他的内心异常平静。
他看着父亲的棺木入土，心中想的不是灵魂归处，而是父亲的一生——与土地捆绑的一生，沉默而坚韧，最终在时代的变迁中，带着未尽的守护愿望，黯然离场。
葬礼后，李赫独自在村里漫步。
村庄比他记忆中更加破败和空旷。
许多老屋门楣塌陷，野草从墙缝和庭院里疯长出来。
那间他童年时常去偷看小人书的杂货铺，也早己关门歇业，橱窗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
只有那些新开的民宿，亮着孤零零的灯火，提醒着这里正在经历的另一种形式的“生机”。
他不知不觉，又走到了祠堂前。
广场上的麻石地砖缝隙里，青草更加茂密。
祠堂的大门虚掩着，他推门而入。
里面光线昏暗，祖宗牌位依旧森然排列，但香案上的香炉，积满了香灰，却不见新的香火。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腐的味道。
他抬头望着那些牌位，望着祖父、父亲以及无数先人的名字。
曾经，他觉得这些是束缚，是枷锁。
但此刻，在这极致的寂静与荒凉中，他忽然感受到一种奇异的连接。
这些牌位，这些名字，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逝去的灵魂，更是一段段具体而微的生命历程，是他们的奋斗、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喜悦与悲伤，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记。
他们构成了历史，构成了李赫之所以为李赫的底色。
他所抗拒的，他所疏离的，恰恰是他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他走到香案前，拿起三炷线香，就着长明灯的微弱火苗点燃，恭敬地插进香炉里。
青烟袅袅升起，在昏暗的厅堂中盘旋、散开。
他没有许愿，也没有祈祷，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这一次，没有喧嚣的仪式，没有狂热的信众，只有他，和这片沉默的、即将彻底沉入历史深处的土地，进行着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他明白了，他永远无法真正回到这里，但这里，也永远是他出发的原点。
他的漂泊，他的无根之感，或许将伴随终生。
但承认这份断裂，正视这份悲凉，本身，就是一种面对。
第二天，李赫告别母亲，返回香港市区。
长途巴士驶出村口，拐上高速公路，速度越来越快。
窗外的景物飞速向后掠去，荔枝窝很快缩小，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
李赫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他不是归人，也再难算是过客。
他只是李赫，一个一九八六年生于香港荔枝窝，在时代断层中，寻找着自己位置的，孤独的个体。
巴士载着他，汇入都市川流不息的车河，驶向那片璀璨而冰冷的、属于现在的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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